中国新农业力量：农业也有商业模式的创新

　　热带与温带农民在冬天携手的同时，全球重要的制造中心中国珠三角地区却又现“民工荒”。与以前的季度性缺工不同，当下的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群体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从劳动力市场来看，劳动力短缺，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增长，是“刘易斯转折”的一个证据。农业的经济价值在转折中提升的过程里，传统的农业资本和非农业资本开始大举投资中国农村

热闹的土地

　　几十年罕见的低温笼罩着中国广袤土地，新年钟声后，地处温带的中国9亿农民在静默中等来了2010年1月1日，此刻处于亚热带地区的东盟10国3亿农民也在期待中渡过了这一历史时刻。

　　这一天，继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共同市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这是一场温带农业与热带农业的互补还是对决呢？“这个自贸区是双赢的制度性安排，通过扩大市场准入、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实现双方对经济一体化效益的共享。”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1月7日在南宁举行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庆祝仪式上这样对公众强调。作为回应，东盟副秘书长孙达姆也表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成立将进一步减少贸易壁垒，其一体化进程和水平非常深远和广阔，中国和东盟都将从中获益。”

　　两人话中透露出的信息是，温带与热带之间的对决并不存在，自由贸易区更大的作用是贸易创造而不是贸易转移。泰国和越南是目前世界上**重要的大米输出国，水稻产业比较优势突出，缅甸、老挝、柬埔寨也有着良好的农业基础，也许他们未来会成为中国更重要的粮食进口来源；而中国的温带农作物玉米、小麦及水果和蔬菜上的优势也是东盟10国所不具备的。

　　与热带农产品的贸易交换，带动了国内相关作物的投资浪潮。去年10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马飚与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签署项目框架合作协议，决定在广西建立“袁隆平东盟农业科技博览园”和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研究中心东盟分中心”项目，并打算让“中国超级水稻”走向东盟。

　　“在提高种植业专业化水平上，水稻我们抓超级稻，玉米重点推广‘迪卡007’、‘迪卡008’，这样我们粮食产量可以比过去提高10%—30%。”这是广西农业厅厅长张明沛的粮食算盘。迪卡系列是**领先的农业生物技术公司、全球**大种子公司孟山都在广西推广了8年的玉米新品种，其抗旱耐瘠、优质、稳产、高产特点，弥补了广西抗旱耐瘠玉米品种的空白。

　　“显然是贸易促成了这些变化，也提升了中国农业的竞争力。30年前中国像个孤岛，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较封闭的经济体，如今则已经成为全球农业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1月7日，全球粮食巨头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安博泰在接受《商务周刊》专访时说，“以前我们公司很少谈到中国，但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农产品贸易中的重要部分，甚至中国已经可以影响全球多种农产品的价格了。”

　　热带与温带农民在冬天携手的同时，全球重要的制造中心——中国珠三角地区却又现“民工荒”。2009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复苏，纷至沓来的订单让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倍感“招工难”，除非工资上涨一倍，许多企业主似乎已经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与以前劳动力无限供給的情况不同，当下的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群体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从劳动力市场来看，劳动力短缺，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增长，是刘易斯转折的第一个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都阳对《商务周刊》说。

　　在经济学上，当非农业部门的就业创造速度超过农业中产生剩余劳动力的速度，非农部门工资上升时，就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在第一转折点的基础上，对二元经济的进一步转换，终将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达到相等，二元经济结构被单一经济结构所取代，这是“刘易斯第二转折点”。

　　在过去的年代，中国的乡村生活被外国人描绘成远离尘世，农民赶着水牛，穿过一块块分割整齐的稻田；乡村工人拖着疲惫的身躯，顶着落日余晖，从狄更斯式的工厂里下班回家……这幕田园牧歌的背后，是多少年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因为劳动产出率和经济增加值过低而被工业、房地产等第二、第三产业轻易夺取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资源的边缘化命运。

　　如今的中国正在由“刘易斯第一转折”向“第二转折”迈进，这对于农村经济意味着什么呢？“是农业边际生产效率的不断提升。”都阳认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意味着工业反哺农业的时机或者说实施农业保护的条件成熟了。”

　　流向农村的资本

　　意识到这一点的不仅是政府，还包括那些商业时代的主人翁们。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定，指出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基本途径，是缩小城乡差距、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同时，“工业反哺农业”、“现代农业”、“可持续农业”和“经营一体化农业”等概念在中央文件中出现。与此前的“三农政策”相比，建设新农村的方针更侧重于从根本上调整城市和农村之间、非农业产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格局，推进经济和社会资源从城市和非农业产业向农村和农业产业流动。让农业更赚钱，让农民更有钱，让农村更和谐，被认为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效机制。

　　2006年1月起，中国废止了《农业税条例》，此后国家出台的政策越来越集中于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为农民提供与城市相当的社会服务，如教育、医疗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土地在流转，基础设施在重建，福利在增加……农业生产边际效率的提高同样意味着农业收益的上升。“尽管谈不上是高收益，但中国农业确实进入了一个相对快速增长的时期，会有越来越大的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安博泰说。

　　这种趋势已经得到了大量证据的支持。过去几年，不仅嘉吉、孟山都、先正达、先锋良种等传统跨国农业公司在中国调整了战略，诸多国内外的非农资本也在大举进入农业领域。华尔街大投行高盛(Goldman Sachs)已成功投资国内一家肉类加工企业，房地产和钢铁大亨郭广昌的复星集团1.6亿元战略投资江西国鸿进入养殖业，互联网企业家丁磊也宣布投资建设猪场，原本从事掌上电脑销售代理的吴子申，则在内蒙古创建永业集团，进入植物、动物营养品的制造、销售，并开始了更具革命性的农业科技服务和城乡农业产业链整合的商业模式创新。

　　成立仅仅6年的永业集团奇迹般的腾飞故事，在我们的概念中原本仅出现于互联网、通信、新能源等朝阳产业。但这家出身内蒙古腹地的农业公司，以一种农资产品“生命素”为起点，通过构建农技服务“连锁店”、打通城乡农产品产业链条，为改变中国农业经济形态、改造农村与城市商业分工、改善农民在资源分配中的传统弱势地位，开创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诸多可能。逆市获得华尔街的追捧，自是题中应有之意。

　　走向农村的资本，不仅带来了农业生产效率的空前提升，更使农业获得了实现与互联网、高科技同样的高增加值的可能。“刘易斯转折的条件与中国农业逐渐体现出的整合优势在此阶段相遇。对中国农业而言，这是利用要素相对价格变化获得新的比较优势的一次契机。”都阳分析到。

　　通常来说，中国的资源禀赋大都偏重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而不是土地密集型。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包括稻、小麦、玉米，棉花等，这些产品生产因耕地规模限制，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较高，中国国内资源的机会成本高于国际市场，不具有比较优势；而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如畜产品、设施农业，这些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大大高于中国国内市场价格，国内生产具有较高的社会净收益和出口效益，在生产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事实上，2000年后，中国农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使粮食等农产品生产向主产区集中，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重新配置提高了中国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从种植业内部看，水稻、玉米、小麦这三种主要作物既因国家要求各地区自给自足，又由于其**不具有比较优势，在1990年代的地区分工水平呈下降趋势。

　　“这是比较优势的理论，在全球的贸易体系里，如果甲国擅长A农产品，那么就应该出口更多该农产品；如果乙国擅长B农产品，那么甲国就应该更多的进口B产品。这是较理想的国际农产品贸易体系。”安博泰说，“但从全球来看，中国是水稻、小麦等产品的**大生产商，虽然是土地密集型，但中国的气候和土地特性更加适合种植这些农产品。中国也擅长玉米、虽然不是顶**生产国家，但我认为中国很有潜力。”

　　进入21世纪后，这些农产品的分工水平提高很快，特别是玉米。跨国公司通过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确实大幅度提高了中国土地密集型农业的效率和专业化程度。“目前世界上能够满足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的真正有效技术只有四种：农机技术的自动化、现代化，包括灌溉技术；利用肥料；作物保护的化学品；优良品种。近几年，这些都在中国被更广泛地使用。”**领先农业科技企业瑞士先正达公司全球研发总监Alejandro Aruffo博士对《商务周刊》说。

　　2006年，美国先锋良种有限公司率先在中国农民中推广玉米单粒种植法，所有种子按亩需粒数出售，一穴一粒，出芽率达到95%以上，满足芽率、芽势、纯度三个方面的指标要求。同时，该公司还采取了每台贴补1000元方式大力向农民推广“气吸式播种机”。

　　2003年，嘉吉参股吉林松原地区**大的玉米深加工企业之一华润赛力事达玉米有限公司，这一商业行为的背后逻辑是，松原农民从种植腊质玉米到使用化肥，再到销售玉米的各个环节，都被嘉吉重新组织连接起来了。未来，跨国公司引导中国种植业规模化经营的可能性正在增大，因为中国正尝试农村土地流转，让更多的农户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商业系统。从嘉吉的角度来看，如果中国农民组成一个经济合作组织，那么他们也就更能接近高科技、农业融资和风险管理。

　　“尽管我不认为中国农业进入了高增长的阶段，但现在它确实变得良性和可持续的发展了。”安博泰对《商务周刊》说。

　　农业也有商业模式创新

　　在中国土地密集型农业专业化水平得到不断提升的同时，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业也出现了新迹象。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设施农业生产大国，面积和产量稳居世界第一，其中面积约占世界的90%。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全国共有设施蔬菜5020万亩，节能日光温室854万亩，设施蔬菜总产量1.68亿吨，占全国蔬菜产量的25%，设施农业年产值达到3000多亿元。据测算，中国设施农业栽培吸纳劳动力6000多万人，加上产前、产后共吸纳劳动力近1亿人。这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力从土地密集型农业转移出来。

　　产业集中度较低的另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养殖业对资本的吸引力也在增加。以养猪为例，根据国家农业部统计，2000年以前，年出栏50头以上的生猪规模养殖比例仅有23.1%，绝大多数生猪为农民散户养殖。如此低的产业集中，吸引了高盛、网易、复星等非农业资本的青睐，这也促使了该产业出现了资本密集型发展的趋向。到2008年，年出栏50头以上的生猪规模养殖比例已经突破50%。

　　在传统概念中，农业科技推广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除了政府外，个人和私营部门不愿生产和供给，也因此，农技推广在过去的20年处于不断弱化的状态。但今天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尤其是新品种、新技术的广泛使用，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也提出了新需求，以永业集团为代表的公司及私人资本已经在积极介入。

　　2009年12月19日，美国东部大雪。“铺天盖地的雪片几乎是追着飞机落下来的，如果晚起飞10分钟，我就得在纽约多待上三天。”永业集团董事长吴子申对《商务周刊》描述到。此前的一天，吴子申和他团队刚刚在纳斯达克交易所完成开盘敲钟仪式，华尔街秀场的荣耀和公开募集到的7000万美元，都没能让他有心思在美国多待一天，因为中国农村的广大乡镇也同样在经历着冰雪，那里需要永业集团的产品和服务。

　　12月下旬，甘肃武威普降大雪，气温一度低至零下10度，永业科技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依然每天到田间地头巡视，查看施用了“永业生命素”的农作物耐寒情况。每天的产品销量和服务质量，都通过互联网传到永业集团北京总部，这是吴子申每天下班前必须了解的重要数据之一。

　　永业科技服务站是深入到中国农村**基层的农业技术服务站，永业招募的数千名大学毕业生，在这里一方面是将永业的科技产品和专利技术提供给农民，指导他们进行种植和养殖，生产出高产量、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健康安全的农产品；另一方面，他们还担负着向农民普及农业技术、病虫害防治等知识和专业指导的任务。吴子申设立了“永业农技服务基金”，用于支持当地农户的科技知识普及讲座，购买农业科技图书，并扶持农业致富带头人。这个已经发展到8000家的毛细血管网络还计划组织农民成立经济实体，打通农产品的城乡渠道，开展各项城乡合作实验，从市场和销售的角度帮助农民降低风险和提升收入，在产品和市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做农民的“农业经纪人”。

　　“我们把农户视为一个经营性的企业，能让他们赚到钱，就是永业的成功。”吴子申这样解释他们的服务创新和产业链整合。

　　与永业一样在悄悄改变农民身份还有世界**大的玉米种子商美国先锋良种有限公司。2009年9月，先锋良种在中国大面积推广GRM(Grow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即农户关系管理系统。通过向每一个农户发放农户卡，从经销商、零售商的电脑网络终端搜集农户的生产需求信息，用数字化方式第**时间全面掌握市场营运状况，先锋公司希望，到今年6月，全国将有100名经销商、1500名零售商和100万农户参与其中。整个系统一旦全面运行，将积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农民种植数据和信息，便于农户参加各类培训活动，同时农民还可通过手机及其他终端定向接受优良种子及农情信息，据此以**快速度调整生产计划。

　　在先锋良种的眼中，农民就是客户。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安博泰对此表示赞赏。“这样的事例在国外也有，不仅从农民转变为企业主，还有许多农民将自己的土地入股到农业公司，这样他们就成了股东。”他说，“这种现象在中国会越来越多，中国农民将因此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状态，因为他们真正融入到了整个社会的商业脉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