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亿农机强人的困兽之斗

　　拥有高大身躯和有力臂膀的农机业强人王金富陷入了人生的谷底。由于遭遇市场滑坡且长期微利经营，他于三年前创办的农业机械制造厂商奇瑞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被股东挂牌出售。这是王创立的第二家农机制造公司，此前他用5年时间打造了一家名叫福田雷沃的厂商并创造了从零到百亿的惊人业绩。但当他试图用相似模式再造一家同样成功的公司之际，股东们失去了耐心。

　　​​王的公司的确处于危险境地。中国农机市场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这已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事，上半年数据显示该行业出现近十年来的首次负增长。奇瑞重工未能幸免，其半年利润大幅萎缩，净利润率仅为0.7%。但即便是市场走俏的年份，像该公司这样的中国本土农机制造商也可能颗粒无收。它们拥挤在产品链的低端，同质低价拼杀，其产品单位重量的产值尚不足汽车行业的一半。全球农机业巨头美国迪尔公司(John Deere)一年的销售额是所有中国农机公司的总和。但事实上，中国公司每年制造的拖拉机和收割机的数量却大的惊人，排在全球首位。

　　农业机械在中国的现状颇具讽刺意味。在这片41万平方公里(这与瑞典的国土面积相当)的农业种植土地上，大功率的拖拉机和高性能的收获机械绝大多数是外资公司提供的，而且深受农民欢迎。它们包括迪尔、凯斯纽荷兰(CNH)、爱科(AGCO)、久保田(Kubota)和洋马(Yanmar)。过去的十年中，这些公司成功取得了这片市场上的大部分利润，即使它们的销量很小，大约只占总数的二十分之一。其余的拖拉机或是使用皮带传动系统，或是由小型发动机提供动力，农民必须亲自操作，就像“人在后面走的”剪草机。这些产品大多由数以千计的本土制造商提供，去年的生产数量超过200万台。

　　​​令人沮丧的是不见起色的技术缺憾。大功率发动机制造和电气控制系统迟迟难以突破，导致中国农业机械制造商缺乏核心的零部件制造技术，长期依赖进口和模仿。这直接拉低了产品的附加值和利润率，更不用说如何建立品牌影响力。销量巨大的收获机械亦如此，而包括烘干机械、园林机械等其他农机具甚至留有市场空白。世界第三大拖拉机制造商爱科集团(Agco)的首席执行官马丁·里尚哈根(Martin Richenhagen)此前告诉《环球企业家》，未来15年，中国无疑将需要更多尺寸更大、马力更强的拖拉机及其它农用机械，以此提高较低的农业生产效率，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咨询机构艾格农业高级分析师王晓悦对《环球企业家》说：“很遗憾，未来一段时间里外资农机巨头仍将主导中国市场。”

　　​与他持相同观点的人不在少数。中国农机工业协会近期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目前能够生产的多数农机产品的主要技术性能、产品可靠性以及产品结构，相当一部分只达到国际同类产品20世纪70年代水平，在智能控制技术的应用方面差距更为明显。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名誉会长高元恩告诉《环球企业家》，世界先进的联合收割机都已成为一个信息中枢，能够自动实现故障反馈并进行调整。而数年前参观迪尔位于美国伊利诺依州莫林市的庞大研发中心的经历，让他感到忧心忡忡。他说，至今中国尚无企业能够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之上，例如究竟该如何真正实现收割机的多功能。

　　​​它们(农机民族品牌)的特长是营销和干掉对手。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农业机械市场规模发生了数倍的急速膨胀。里尚哈根承认，这样的事情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未曾发生过。据他估计，中国目前每年农机销售额已经超过500亿美元。他说，这让人既兴奋又紧张。这种紧张感源自已持续数年的营销乱战。由于需求的急速拉升，短短几年间，中国的农机制造商和经销商数目与日俱增。中国农机流通业****上市公司吉峰农机董事长王新明曾透露，以微耕机为例，仅川渝地区，就有300余家生产商，经销渠道同样人满为患。而这些区域相比于粮食基地东北更是相形见绌。低于成本销售成为一些妄图抢占市场份额的小型厂商**主要的竞争手段。王金富的奇瑞重工亦有同样的烦恼。去年盛夏，王不得不每天三次收集来自遍布全国的销售人员的市场反馈。因为当时其用户的手机里每天都能收到奇瑞重工产品出现故障的消息，他对《环球企业家》说，这肯定是竞争对手发起的攻击。

　　​追逐短期利益的赌徒心态导致了这一切。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大量的农机制造商全然不顾农业正在变得精细化以及国外同行都在做些什么。随着世界三大拖拉机制造商已经完成在中国的本地化布局，一个新的趋势是那些农业机械设备细分领域的制造商正在加速进入中国。它们(农机外资品牌)看中的是中国本土制造商尚无能力和精力去关注的巨大商机，例如专业收获棉花和采摘葡萄的机械，用于酿酒的葡萄庄园和高尔夫球场在中国方兴未艾。​​

　　这并非问题的所有症结。中国农机市场是一个非自由竞争的斗兽场。中国政府自2004年起推出一项农机购置补贴的政策用以提高农业的机械化程度，并逐渐加大补贴力度。2013年，这一补贴的规模已经超过200亿元。政策迅速催生了如今这个庞大的市场。在过去的数年中，农机产能一度难以满足需求，这直接导致大量小规模、低质量的厂商进入并存活至今。然而一旦需求出现波动，它们仅能依靠价格战求生。更重要的是，补贴直接影响的是农机的流通领域，这让产品能否顺利进入政府选定的补贴名单成为制造商**重要的事情。制造商负担着沉重的灰色成本的同时，也为地方官员提供了寻租空间。此前被中纪委查处的黑龙江省农委前农机处处长李国军一案已经揭开冰山一角。如此导致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非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难以吸引资本的关注，这又将农机行业推入企业规模小、研发投入不足、产品不具竞争力的无聊循环当中。反观体系相似的工程机械行业，在并无补贴扶持的环境下已经诞生出有望比肩该领域巨头卡特彼勒的中国公司，例如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和徐工集团，它们在世界的影响力正在提升。

　　一年前，王金富在即将建成的公司新大楼前，向《环球企业家》描绘过他的梦想。王是公认的工作狂，当时已是夜里10点，但他照旧去车间巡视一圈。他手扶一台新下线的庞大拖拉机车说，“机会还是有的，中国目前农业机械化率刚刚达到60%。”王的终极目标是在西方企业的本土市场上挫败对手。这需要在关键零部件、信息智能技术、节约型创新方面付出持续的努力。显然，他面前的路还很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