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机械化是历史的必然 以杜润生先生旧文向其致敬

　　2015年10月9日凌晨6时20分，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先生走完102年的人生历程。1981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起草的“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确立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结束了对“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杜润生善于培养后进，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林毅夫，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等，都曾师从杜润生。

　　杜老作为我国农业改革领域的功勋人物，对我国的农业机械化发展持何观点呢？微信公众号“农机观察”据此查询史料，查到一篇杜老于1988年发表在《人民日报》和《农垦经济研究》上的文章(详见下文)，题为“农业机械化是历史的必然”。

　　谨以此文的分享向为我国农业现代化作出卓越贡献的杜润生先生致敬！

　　农业机械化是历史的必然

　　(杜润生1988年发表于人民日报)

　　38年来我国的农业机械化经历了曲折但又迅速的发展进程。1949年建国初期,农村只有很少一点拖拉机,而到1987年我国农机总动力增加到249亿千瓦。我国农业正朝着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方向前进。

　　在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耕地资源相对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是否有必要发展农业机械化,国内外不少人士是有怀疑的。我国30多年的实践证明,实行有选择、有步骤、讲求经济效益的农业机械化发展战略,真正按客观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我国的农业机械化就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并给农民带来实惠。

　　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农村面貌,必须从根本上治穷---提高农业，特别是种植业的劳动生产率;而要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使劳动手段有质的变化,改变以手工工具为主的农业生产现状，逐步发展农业机械化，实行劳动替代。我国在实现工业化进程中，如果始终维持农民占80%左右的人口结构，那就不免出现先进工业城市、落后农村的“二元结构”,国家不可能富强,也走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因此,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第一、二、三产业劳动力结构变化的总趋势,要求农业机械化必须有相应的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又与乡镇企业发展、劳动力从土地转移的速度相适应,并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互相促进。

　　我国自然条件地域性差异很大,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有一部分适于机械化又较早要求较迫切使用农业机械的地区,主要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北部人少地多的农产品集中产区,以及大中城市郊区和国营农场,这些地方的农业机械化程度有可能和必要提高得更快些。因为在这里使用机械作业比人工作业能获得更高的比较效益,减少非适时性作业的损失,保证不违农时。同时还有一些作业项目，如运输、农副产品初加工以及养鸡、养鱼等作业,采用机械比人工有明显的经济效益,这类作业机械已经而且还会继续得到较快的发展,即使在一些贫困地区也会作为致富手段而有所发展。因此，在我国农业机械的利用和产业结构变化,不可能全国按齐一的步伐前迸,而是有先后的,将有部分地区、部分作业由于经济条件和经济效益较适宜而先一步实现,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作业机械化的逐步发展。这要根据实际条件和比较效益由农民群众自愿选择,而不可脱离实际、全国一律地要求:某某年基本上实现机械化。

　　我国的农业机械化工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了改革,积累了新的经验,进行了一系列的农业机械化和方案的研究,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方针、政策目标更加切合实际。一个重大的变化是农机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允许农民个人购置拖拉机从事多种经营,改变了只有国家和集体经营农机的局面,出现了个人、联户、合作、集体、国家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新格局。几年来农民投入了300多亿元的资金办机械化,使农业机械化出现了新的生长点和有自身活力的新机制。但是,也存在宏观调节不力,国家投入减少,大型农机更新困难,田间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不多,对组织联合服务有所忽视等问题。这些前进中、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改革来逐步解决。在总结三十多年经验教训,特别,近九年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将在实践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机械化道路来。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与此相适应,农业的发展要以科学技代替传统经验,以机械操作代替手工劳动,以集约化代替粗放经营,走向现代化、社会化、商品化,这是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不可能出现一个没有机械化的农业现代化。中国农业机械化的逐步实现是历史的必然。